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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人的西安传奇吴文莉的西安城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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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西安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首批“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扶持计划”与“西安市百名优秀青年文艺人才”入选者,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兼任西北大学创意写作中心特聘作家、陕西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延安大学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与路遥研究中心研究员、“书香西安·城市阅读推广大使”等。作品发表于《光明日报》《青年文学》《西湖》《诗选刊》《诗潮》《草原》《诗歌月刊》《延河》《延安文学》《黄河文学》等,计百万余字;有作品入选《80后诗歌档案》《80后精品文丛·小说卷》等多种选本。著有《路遥年谱》《虚构一场雪》《寻找茯茶》《西安文学地图》等;曾获《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等。

在当代陕西作家中,能够以三十年笔力与精神去追忆、书写百年西安移民史的恐怕仅有“70后”作家吴文莉。她的“西安城”系列三部长篇小说以移民的视角开掘出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百年变迁史,从《叶落大地》到《叶落长安》,再到《黄金城》,整个故事脉络贯穿了西安城市一百二十年的发展进程。“西安城”系列作品写的是那些因战乱、灾害而被迫远走他乡的异乡人的故事,他们是扎根在西安的山东人、河南人、河北人,从对西安的陌生到熟悉,从隔阂到融入,最终魂归这片土地的一生。吴文莉以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表现了西安平民的生存状况,“叶落”是一种生命尘埃落定的象征,也隐喻着生死往复于大地,呈现了一群外乡人在百年西安中的生命挣扎与悲怆记忆,他们从西安城市边缘走向城市中心,以自己生命的超越力量,在20世纪及新世纪的西安城中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西安城系列作品

《叶落长安》名字取自“秋风生渭水,叶落满长安”,是吴文莉的“西安城”系列长篇小说的起端,是引领“西安城”系列作品的叙事体系。于是,我们看到了20世纪羸弱而渺小的生命个体组成的迁徙足迹在华夏的地理版图上无序地游荡,各自寻找着生命的活路与出口。正如作者所言:“他们想要寻一块土地,安放自己的日子和灵魂,耕作、劳动,直到生命终结,就算落叶不能归根,也想叶落大地,回归土壤。”而西安,恰恰是中国人的原乡。

19世纪末的中国,在传统与现代撕裂中走向坍塌,也走向重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大宴宾客,也眼看他高楼倾覆了。庞大乡土基层的人们,闻风而动,四处觅食求存。作为曾经辉煌的帝都和人文故乡,西安城与它所在的关中地区已在连年战乱与灾荒中变得荒芜。此时,山东青州人焦云龙在陕西阎良一带做官,他将关中垦荒的消息传递给了正在饱受挨饿的山东老乡,于是我们看到了《叶落大地》开篇那成群结队的逃荒人,为了验证人们口中的传说,他们背井离乡踏上了寻找土地的不归之路。瘦小的身影如同蝼蚁般匍匐在没日没夜的赶路中,他们仿佛河流一样,从一个渡口追逐到另一个渡口,人群中那个以慈修身的刘冬莲在接近关中平原的风陵渡时,却与自己厮守的男人阴阳两隔,男人落水跌入黄河仿佛一种暗示,一穷二白的刘冬莲为了下葬男人,将自己的女儿小红卖给了商人宋轩堂。刘冬莲于龙游寺生下儿子谭守东,往后的日子便是她与儿子相依为命的“创业史”,承受着谭家堡子的冷嘲热讽和流言蜚语,在所谓“命硬”的活法中独自盛开着别样的精彩人生。而女儿小红又被宋轩堂的老婆辗转卖给了江湖艺人老吴夫妇,也开始了自己跌跌撞撞的走江湖生涯。

《叶落长安》

二十多岁的时候,吴文莉的外婆用一天半的时间,给她讲述了她们当年的一些事:“我无法忘记自己面对真相时的震惊和悲痛,使命感至今依旧如影随形并令我痛彻骨髓。一心想当个杰出画家的我,从那天决定,我须得用文字去记载河南难民们逃到这城的传奇,把他们平常细碎的日子留在西安城的历史里。”正是缘此,让她有了书写这些见证并经历战争、饥饿与灾难的普通幸存者的冲动。

吴文莉像几千年前那些深入乡间肌理收集民歌的使者,一次次往返于丰沃的关中平原腹地,向西安的东北方向挺进临潼、阎良乃至富平等地区的山东村,从那些老人口口相传的记忆里剥丝抽茧,寻找着一百年前山东人西进冒险的传奇故事以及那些细碎颇烦的日子。那些发黄干脆的家属族谱与记忆里的时间隐藏着生命的密码。吴文莉行走乡间的脚印与一百年前那些西进的人群不谋而合,那种生命游荡中的悲怆与挣扎、苦难与记忆、饥饿与贫困都在八百里秦川的烟尘中回荡着生命的绝唱。

《叶落大地》中对关中大旱时饥荒的描写,对谭守东拜师学木匠手艺、学接骨手艺等的描写,让有过这些经历的“60后”“50后”都大为吃惊。正如评论家李震所言:吴文莉在写作这部小说之前的四五年中,曾无数次地深入阎良、临潼、富平等地的山东村,采访了大量山东移民的后裔,查阅了多部族谱,并融入了山东移民的生活之中。……这种基于长期深入生活,深入观察、思考,冶炼体验强度的写作,对绝大多数沉迷于时尚、身体、欲望、消费的“70后”“80后”“90后”作家都具有启示意义。她这种对饥饿、疼痛、死亡的极限体验让人刻骨铭心。

《叶落大地》

同样在《叶落长安》中,吴文莉试图还原的是20世纪50年代那些从河南中原大地迁徙关中平原的生命之旅,依旧是细碎颇烦的日子在循环往复。作品中有几条不同的叙述场景,几条线时有不期而遇,它们有时碰撞,有时交织,表现日常生活的节奏,从而反映出多元性的生活。而到《黄金城》时,从河南迁徙西安城的“道北人”已经开始与城市血水相融,逐渐化作城市的一分子。吴文莉在行走中有了一种历史意识或文化自觉,“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家是传统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场景。她敏锐地发掘了一个庭院和一个小院里的悲欢离合,通连着整个宏阔的大世界。如其所言:“我总认为,一个家庭、一个小院里的悲欢离合有时便是一个城的缩影,一个中国城市的荣辱兴衰往往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在吴文莉的笔下,西安没有了高不可攀的姿态,而是敞开城门接纳八方之客,无论是山东人还是河南人,皆在生命无望之际来到这座城市,绝处逢生,化险为夷,重新燃烧起了内心对生活的渴望与向往。小说的形式与20世纪末西安的生活相对应,作者以应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呈现了时代瞬间的都市图景和体验。站在历史的尘埃上,风吹起的不是长河落日圆,而是城春草木深。吴文莉上下求索的深深的脚印,那些生命的泣血经验,都落在了笔端,成了文中的某个情节、某段对话、某个场景。“于是,我站在西安城里,书写着西安平民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回视中国平民的百年生存史,瞭望着未来。”念兹念斯,如她坦言,三十年前从落笔开始写《叶落长安》时,便产生了关照长安这座城的念头,这个执念推动着她向西安的城市内部发掘城市变迁史中的人口结构与生活秩序。

《黄金城》

亨利·列斐伏尔说:“城市,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活动所塑造、赋形和设计出来的一种空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大批山东、河北、河南的难民,从战乱、饥饿、黄河大水里逃到了西安城,在小东门、铁道以北一带安家落户。铁道北边当时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和坟地,从河南来的人就把草庵搭坟地边上。起初,这里并没有名字,有人问住在哪里时,都说住在铁道北边。时间一久,这里便被叫成“道北”。

陈平原在《想象都市》中写道:“同一座城市,有好几种面貌:有用刀剑刻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那是建筑的城市;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城市;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城市。”

移民作为文化最活跃的载体之一,带来多元的文化,使其成为文学发展的一种驱动力。在《叶落大地》《叶落长安》《黄金城》中,吴文莉以“移民视角”揭示着西安城市如同候鸟的本质所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乡土、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血脉却在生命无望之际,风尘仆仆来到西安城,以至于这座四方城让人觉得甚是伟大。而这群人中就有着吴文莉的“外婆、外公”“公公、婆婆”,他们在惊慌失措的时代逃到西安城,用八十多年的时光融入这城里,渐无隔痕。时至今日,那些移民村子、堡子在历史的塑形中已经与关中平原的其他村落无异。吴文莉在细心钩沉中给这些人物都赋予了极其敏锐的感受力,角色在情境中自然融入了各种极致的生命体验。几乎她笔下的小人物都经历过饥饿、生死、疼痛、贫穷乃至绝望的困境,她说她必须用文字去记载河南难民们逃到这座城的传奇,把他们平常细碎的日子留在西安城的历史里:“她所熟悉的那个西安市就一下子到了眼前,不管是东大街、西大街,还是城隍庙、平安市场、民乐园,都那么清晰热闹,人来人往,吵吵嚷嚷。仿佛她昨天刚刚顺着东大街逛过那些大食品店、大铺子,又走到解放路喝了碗八宝甜稀饭,路过珍珠泉,还到民乐园去买了针线,才一路从小东门出去回了家。她的心顺着西安市的大街小巷走了一遍,闭着眼睛,感觉到热乎乎的眼泪涌了出来。”

多年来,吴文莉默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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