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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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4/10/2 16: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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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脚

(作者:凌耀芳)

朱自清在散文名篇《匆匆》里这么写道: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

太阳的大脚驻足最多的地方,似乎在上海石库门房子的弄堂里较为开阔的地带。大晴天里头,住照披间、后客堂、亭子间、三层阁的人家只有一扇面北的窗户,衣裳被褥晒不到太阳。于是乎,待家中上班的、上学的倾巢出动以后,留守的阿婆来到大弄堂里,选一处太阳光最旺的所在,拿绳子把三根竹竿的顶头一扎,放开竹竿的撑脚,支起一个三点一面的架子,左边立三根,右边竖三根,有六根竹子左右开弓做立柱,升起一个临时晾衣架,稳稳当当地架起搁在横里头那根类似“梁”的竹竿,被单、衣服、棉花胎等等大件借助一根丫杈头,给一一甩上“梁”去;至于手帕、袜子之类的小件么,阿婆另有招数:取一段枯竹,保留竹节处一根根斜伸的丫杈,其角度构成理想的受光面,正好让一块块印花手绢、一只只尼龙袜子、纱袜子快速晒干,这自然成了弄堂阿婆的节杖,拿它系根细绳套往“梁”上一套,碰巧今天晾出来的袜子没有洞洞眼,正好给自己做个招牌。自个么,掇只骨牌凳(方凳)坐在旁边孵孵太阳,结结绒线,扎扎鞋底,跟一班老姊妹道里(上海方言:同道之间之意,如“同事道里”等等,“道里”一词颇得古语之秒。)唠唠东家长,西家短的事体,一边茄茄山河(上海方言:闲聊的意思)一边抬头看看太阳的脚步,太阳走,阿婆也走,待到日头偏西,衣服被褥绢头袜子也往西边的方向挪了不只五、六步远。她这一看就是值了一个日班。待到傍晚,太阳的脚步渐行渐远了,阿婆过完了一天的日脚(上海方言“过日脚”:过日子的意思),收拢起那捆竹头,抱起一摞香喷喷的被褥衣物归去来兮。

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演绎了许多户人家挤在狭小简陋的木板房子里五花八门的日脚,风靡申城数十年。“七十二家房客”并非说房子里住了七十二户人家,而是形容拥挤:贴隔壁人家撒个屁也听得见;连屁也轧得出来。

当老洋房内住进了“七十二家房客”,却是另一番风景。上只角一条僻静的马路,紧挨着上街沿的,是一栋简约欧式风格的老洋房,大门上方饰有三角形门楣,褐色耐火砖的外立面上,像蚊子叮墙般的空调外机的旁边,是钢骨架的格子窗。窗户上面装饰着波浪型的巴洛克窗花,窗台外凸的部分,按设计师的意图,恰好放置一个花槽,像杜鹃花、兔子花、天竺葵、熏衣草那样姹紫嫣红,配以窗台下面的浮雕,令路人想象钢琴声、小提琴旋律在空中划过一道道彩虹,从窗子里飞出,玛丽莲.梦露倚窗观望,甜美地微笑着向路人抛出一个个魅力四射的吻。窗子的两边饰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麻花立柱。

然而,眼前没有鲜花和音乐,更没有好莱坞镜头里梦露的飞吻,只有一根拖把柄伸出了雕花窗台,晾在那儿,向路人展示着它的蓬头垢面。像对待衣裳被褥那样善待拖把,想必室内的地板和桌面、碗筷一般干净了。上海人惯常把自家的小屋螺蛳壳里做道场,打理得极其整洁乐胃(上海方言,舒坦如美食),上海人过的是日脚,买鲜花装饰窗台不如买青菜萝卜葱姜来得实惠。倘若老洋房客厅里的壁炉碰巧落在某个“七十二家房客”的蜗居里,那么偶然买两支粉红菖兰养在壁炉架上面,也是有的。窗外好看不好看又于他/她何干呢?此时的窗外,梧桐更兼细雨,钢窗朝外翻将起来,形成一个大大的窗洞,淋不到雨的地方吊着几只衣架,为首的是一条男人的旧棉毛裤。出于过日脚的考虑,住户对老洋房不免多了些再创造:旁边的窗户被一个马路摊头做的不锈钢笼子钉死了不算,窗边那根麻花立柱的正中央还被赫然打穿一只圆洞,凭空生出一段油烟机的出气孔,这扇窗里面想必被改造成谁家的厨房了。油镬烧热,炒炒爆爆,被折断的欧式麻花立柱后面,是浓油赤酱的日脚。

老洋房的大门开了,一个男人推着自行车,穿着雨披上班去之前,到旁边的早点摊弄一副大饼夹油条的“三明治”当了早点。这家安徽人开的点心铺做纯正风味的上海大饼油条,大饼是在柏油桶炉子的边上烘出来的,那个香啊,就是小辰光的味道。摊主一定拜过上海老师傅,也有了一份上海味道的传承。买者络绎不绝,更有开着豪华轿车停在路边,拿3块钱买一副大饼油条,再心满意足地上车,启动,绝尘而去。

逶迤向北走到长乐路,路过几家引领上海时装潮流的进口服装小店,穿过五星级的新锦江酒店,我无意之中拐进一条弄堂。在这里,美丽与破败并存,感动和郁闷杂陈,就看是什么人以何种心情走进这条弄堂了。弄堂的左侧建有第一代石库门楼房,带东西两处木板厢房的那种;弄堂右侧的砖木结构则融入更多西洋元素。每栋楼房的西边挑出一个朝西的小阳台,意大利中世纪维罗纳风格,尽你想象中最有姿色的阳台,譬如朱丽叶家的祖屋,在常青藤的环绕中,朱丽叶凭栏顾盼,娇羞地期待夜晚与罗米欧的幽会。阳台板左右各生两只雕花撑脚,祥云的形状,这又糅合了中国的建筑元素了。

阳台正对着弄堂,令我想起卞之琳的诗“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阳台本身是一道风景,站在阳台上,沏一壶碧螺春,看下面某家姆妈圆滚滚的,拎只杭州竹篮头摇摇摆摆走过去,新做的蓝色士林布旗袍又紧了几寸,掉落了一粒葡萄纽;某小姐扭着腰身袅袅地飘过,香云纱旗袍的开衩又高出几分……

眼前的阳台却是另一般光景:几片破烂的瓦楞板伸出阳台后,沿着阳台四周兜一圈,配上一个由烂木条破竹爿钉牢油毛毡的斜顶,乍看吃一惊,晓得的人只当它是一个空中棚户区,不晓得的人还以为半空里划出一只破帆船。

这些房子原本不错,唯一的缺憾是没有独立卫生间,这在当下也不应是个问题。然而,为了跟国际接“鬼”,为了这些房子没有被拆掉,弄堂里人怨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爱死了钢筋水泥清一色的楼房,恨死了砖木结构的结结实实的三层楼房。于是乎,破罐子破摔,由得里面的日脚一锅烂糊三鲜汤(上海方言:瞎搞的意思),恨不能明天来个就地爆破,每户人家开开心心地拿了动迁款去买板式结构的千楼一面的高层小高层去。我想,拆迁也许不是唯一的出路,倘若这块风水宝地被哪个咖啡馆开发商相中,难不成就是第二个“新天地”了。

上弦月刚刚露出笑脸的时候,有电线杆子混迹在梧桐树之间。在我的头顶上,枝杈和电线交错在尚未黑尽的淡蓝的天穹下,分不清谁是谁。挺拔向上的梧桐树枝好像从天上挂下来似的。晚上六点半的光景,快速进出地铁10号线的步子,似乎成了月脚-日脚的浪漫补充。小白领们拖着疲倦的身子涌向陕西南路地铁口,打着哈欠,让车厢载着他们去往外环外,农田旁的某栋公寓楼。忙碌了一天,那里才是家。地铁口旁边围着一圈临时的施工墙,墙里赫然矗立着已经竣工的一栋六十层楼或更高的住宅楼,这个楼价,肯定吓得煞人。只好想也别去想。朝上弯弯的上弦月,好像一个探入海底的锚钩儿那样,是艘小船,跨上去,坐地铁一个多小时后,回到自己位于远郊,距离地铁站不很远的巢,那里有张眠床,等梦醒后,再跨进地铁,去往市中心的写字楼。去外环外的地铁很挤,买得起住的人去了乡下。市中心豪华住宅楼里很少亮灯,黑黢黢的一片,那里集中了买得起但不住的人。

春风沉醉的晚上,位于复兴中路的酒吧,那个类似方形天井的小广场,Barbecue(烧烤)炉子的火星四溅,老外大噘烤龙虾、烤目鱼、烤羊排、烤牛肉,喝着啤酒,带着三分醉意大谈中国文化,说中国文化就是热闹,瞧瞧刚刚过去的除夕夜,还有初五接财神、元宵节,炮仗焰火覅太闹猛哦!我说:我们的日脚不止热闹,而是浓妆艳抹皆相宜的。老外问:怎么讲?我说:你们知道老子吗?老外舞动着羊排骨头连声说晓得晓得。我说:你们虽然喝着啤酒,却缺少一盅汤。什么汤?老外瞪大眼珠子问。我说:用鲜虾、鸡骨头、蛇骨头、小排骨煲出来的汤,透明见底,只漂浮着一根青菜,看似寡淡,一尝,鲜美无比。这就是老子的“无”,“无”乃修炼、乃功夫,“无”里含有,无为无不为。老外似乎明白了,既馋又开心地咽了口唾沫。

结束了老外的聚会,我突然忆起一位中学时的同学,不知是嫁给法国人还是德国人,三十年杳无音讯。一看手表,晚上九点半。身边就是那条小时候造访惯了的新式里弄的弄堂。那老房子里头,不是她的哥哥,就是她姐姐住着,现在都是下班归家后的时辰,碰见人的胜算颇大。那条宽弄堂也像三十年前一样,只是多出了一排汽车靠左边停放着,有辆汽车还罩着车套,好像怕人半夜里给轮胎上戳一刀或者从三楼破空里吐口老脓痰,丢样脏东西似的。弄堂到底,三楼最左边有一排窗子亮着灯,空调外机忒大,好像是中央空调的外机。我扯着嗓子大叫同学的名字:某某!某某!!小时候就是这么叫的,一叫,三楼排窗里会伸出小姑年的脑袋来,莞尔一笑,接着,我去后门灶披间外面等,只一会儿功夫,小姑娘就下到灶披间来给我开门了。

没有人应。应该听得到的。现在不时兴在弄堂里扯着嗓子叫唤了。自然是听到也不应。莫非同学的哥姐忘记了我那老同学的中文名字?

我绕到后门去,得穿过那条狭窄的仅够一人一辆自行车过的窄弄堂,窄巷依旧,昏暗的路灯,灯罩还是老的搪瓷罩,只是里面换上冷光的节能灯泡,看上去别扭。到了她家后门口,灯光照见两只电铃,其中一只写着同学家的姓。我按铃,按了好久,没有人应。照披间虽然亮着灯。这时候,窄弄里走进一个女人,也许是下了夜班的。见她朝我走来,我一阵高兴,巴望她是走进我眼前这个门洞的,我冲她说声“侬好”!可她只当我是空气。我眼睁睁地看着她掏出钥匙,打开旁边那个门洞的大门,走进去,“嘭”的一声关掉门。我又傻了。

我的头顶有一长串黑色的电线,我好比一头困兽置身一个陷阱樊笼。狭窄弄堂后面是山峰一般一幢高楼。建于八十年代的,也算是旧楼了,空调外机难看地钉满高楼的外墙,疮疤一般。

弄堂的出口处,有小屋亮着灯,我停下脚步,朝里头探头探脑。小屋两平方米左右,四面墙中的一面靠在弄堂原来的墙上,是为靠山,平地里砌起三面墙。这是又矮又窄的一间鸽子笼,一张小写字台的长度刚好是小屋的宽度。小屋朝弄堂开口处开一扇塑料移窗,门正对着弄堂深处。小屋里铺着地砖,进门的地上放了四、五只塑壳热水瓶,靠弄堂墙的位置还装了空调,内机顶着天花板。我正想从小屋里找出一个类似管理员的人。冷不丁背后一声断喝:“做啥?”我回过头,理直气壮地:“我找里面住的人。七号三楼的,我是他们家小女儿的中学同学,前后叫叫不应,我留下手机号你让他们联系我。”

听我说话的一个是瘦老头,手里拿一只雀巢咖啡瓶子,估计他就是在小屋值班的。旁边一个胖男人抬轿子:“你让他找,他是弄长。”

瘦男人看我不像是个拾荒的,也不像坏人的模样,对我冷冷地说:“侬登记一下。”拿给我一张信笺,好像是本弄堂或本社区专用的。我留下手机号码,姓名,嘱他请七号那户主人联系我,谢过他,便回家歇息,一夜无话。

(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人联系过我。此是后话。)

早春的早晨,好像雾霾层不厚的样子。每一根梧桐树秃枝挑出并蒂的两个铃铛,映衬着蓝天。因了天雨,早晨姗姗来迟。淮海路上车辆稀少,光明村还没开门,没地方用早膳了。我撑一顶红伞,茫然地行在路上,刚蜇进成都南路,不觉眼睛一亮,85度面包24小时店开在我的右手边,上海是一座不夜城啊!我走过时,玻璃门“唰”地大开,我感到一阵暖意。我昨天吃了太多的“红宝石”鲜奶蛋糕,现在只好拂它的意,暂时不进去。我想去丰裕生煎来一碗小馄饨解解馋。

丰裕生煎点心店,享受一碗三鲜小馄饨,五块钱。小馄饨里塞满饱饱的肉,形似一只只白白胖胖的水母氽法氽法,上下浮游在洒满葱花、蛋皮、紫菜的高汤里,闻着香,看着可爱,吃起来可口。店堂里走进一个交通女协管员,晒黑的皮肤,咖啡色的衣服上面绑着鲜绿的反光马甲,夜间为安全用的,帽沿下面的鬓发里夹着些许银丝。一碗三鲜小馄饨上了她的桌,她拈起一柄汤匙,吃得口滑,渐渐陶醉起来,身子前倾,因生得矮小,右脚荡离了地面,踮起的平底皮鞋跟外侧露出弄堂口小皮匠的作品:补上去的月芽形鞋掌。一个交通协管员的日脚,在十字路口一站就是数小时,一个哨子一面小三角旗成了她的劳动工具。虽说她得管管穿红灯的行人,可有人执意穿红灯时她不是警察她管不了,她也就摇摇小旗罢了。她有着一个吸纳了最多汽车尾气的类尘肺,拿了相当于警察几分之一的报酬。一双新皮鞋的价格,至少也是她月收入的四分之一吧。站地久了,走路多了,加上轻度的外八字,磨损最多的必是脚后跟外侧的地方,想想买双新皮鞋舍不得,让弄堂口小皮匠敲两个斜后掌收一半的钉掌子(整个鞋后跟)钱,覅忒合算哦!

出丰裕生煎,前方是延中绿地,我踏着平坦的阶梯上了土山,走到尽头延安路的地方。虽则残冬的余威尚未远去,树木花草也赶起了时髦。枫树秃光了红叶,貌似下场休息,却每天在长粗口径,在修炼,“无”叶中暗藏躯干的大“有”,这是老子的智慧。我们的日脚,诚如波澜不惊的水面底下潜流涌动,水底下一鱼一虾,一草一藻又何曾有过片刻的消停?

枫树底下的红杜鹃开得正欢,和我头上的红伞相映红。

有个外地年轻人穿过延中绿地到了延安路的公交站台,匆匆上班去。

小雨落在红伞上,嗒嗒嗒,这单调的声音,驱使我寻找一个避雨的所在。好在前方有个大亭子,约莫几十平方米,于是我撑着伞走过去。我以为唯独我才有一把红伞,谁料想进了亭子,竟然看到地上搁着一把蓝颜色的伞,伞的旁边,铺着长方形的一大块形似被褥的东西,被子开口处露出一个黑白相间的乱发的脑袋,枕着几只脏兮兮的人造革包和编织袋,后脑勺对着我,看不清是男是女。褥子旁边的水泥地上,有一瓶装水、一包烟、一只打火机。眼前这简单而自在的日脚,除了那个被叫作“窝”的东西,似乎不缺什么。那个脑袋动了一动,散出一股咸腥臭味。

我默默无言,转过身,悄悄离去。

凌耀芳,年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KUL),获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主要发于《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山花》、《上海诗人》、《福建文学》、《厦门文学》、《野草》、《西部文学》等刊。现居上海。

主要作品:小说《时间的尽头》刊于《福建文学》杂志年第一期。散文《群里生活》刊于《山花》杂志年第4期,散文《美丽的希腊人》刊于《山花》杂志年第8期,散文《日脚.外一篇》刊于《野草》杂志年第5期,小说《大红深蓝》刊于《上海文学》杂志年第11期。翻译出版诗集《一切的底部》(《TheRootofAll》,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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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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